今日（1月18日）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消息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已于2023年11月1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05次会议通过，自2024年2月1日起施行。

　　《规定》发布不久，“彩礼”一词登上热搜榜。这显示了公众对彩礼相关问题的高度关注。

　　多年来，社会上一直对彩礼争论不休。要不要给彩礼？彩礼习俗是传统还是已经过时？什么样的财物属于彩礼？离婚后彩礼要不要归还……而在司法实践中，也存在返还彩礼纠纷逐年递增，但法院审判面临无法律依据的问题。

　　彩礼相关话题，覆盖传统婚礼习俗、两性婚恋观念、民生经济等方面。“高价彩礼”成为社会与婚嫁人群的一大痛点。因无法在彩礼问题上达成共识，双方最后无法成婚的例子在现实中也存在。

　　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认为，《规定》出台正当其时，是高价彩礼问题的治本之策。以下是吕德文对《规定》的解读。

　　第一条  以婚姻为目的依据习俗给付彩礼后，因要求返还产生的纠纷，适用本规定。

　　解读：彩礼是指婚姻关系当事人一方（主要指男方）及其亲属依据习俗向对方（主要指女方）及其亲属给付的钱物。因此，彩礼首先是习惯法，是一种社会制度。

　　彩礼有其必要的社会功能。首先，彩礼其实是文明的产物，它将婚姻关系中可能存在的买卖和交换行为，转化为文化和习俗，增强了社会整合。

　　其次，彩礼和嫁妆本质上归属于生育制度，是双方父母为新婚夫妇建立小家庭，顺利开展家庭再生产提供的物质条件。

　　最后，彩礼在婚姻缔结过程中，其实还有潜在的信息功能，男方能否支付彩礼，可以支付多少彩礼，是男方家庭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。

　　最近十年，高价彩礼在很多农村地区泛滥，社会反应强烈。有观点认为，高价彩礼是文明倒退，具有买卖嫌疑。而高价彩礼超出了小家庭再生产的支持范畴，具有代际剥削的嫌疑。高价彩礼也已丧失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需要。

　　故而，最高法介入高价彩礼治理，并不是侵蚀习惯法，反而是对习俗的尊重，有利于重新确定公序良俗，发挥彩礼的正功能。

　　第二条 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。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，另一方要求返还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

　　解读：在实际生活中，“借婚姻索取财物”有两种情形。一种是婚姻诈骗。在一些农村地区，“骗婚”并不罕见，女方在索取钱财之后悄然消失，一些虽然完成了婚姻仪式，甚至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，但在计划时间内跑掉，这都给男方家庭带来财产损失。对于那些有组织、有预谋，重复骗婚的个人和团体，不仅要追求民事责任，还要按照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　　另一种情形是，不恰当的财富转移。我们在调研中碰到的极端情况是，有婚姻意向的年轻人，合谋向父母提出高价彩礼，这本质上是提前进行财富的代际转移。尤其是有几兄弟的家庭，这种情况更为普遍。这种财物索取，在定性上其实有非常大的模糊性，在法律实施上需要慎之又慎。

　　年轻人合谋向父母提出高价彩礼的情况，较难直接按法规定性 / 《幸福到万家》剧照

　　第三条 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中，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，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、给付的时间和方式、财物价值、给付人及接收人等事实，认定彩礼范围。

　　（一） 一方在节日、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、礼金；

　　应该说，这种规定很有必要，也符合常理。通常而言，这些馈赠行为，具有表达性和共享性，甚至是被即时消费的，并不具有财物索取的实质意义。有可能存在一定争议的是，不少地方的婚姻缔结过程中，在结婚之前有几个仪式环节，男方需要赠予女方“三金”，价值不算小，这不属于习俗上的彩礼范畴，但具有彩礼属性。比如，2021年我们在华北某县调查，当地订婚时的彩礼是18万，但前期的“看好”是2万-3万。此外，男方在重要节日要馈赠女方家财物，大概是1万。这虽然是表达性的，但馈赠的额度已经不算小。

　　第四条  婚约财产纠纷中，婚约一方及其实际给付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原告；婚约另一方及其实际接收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被告。

　　解读：就目前情况而言，多数农村地区的婚姻缔结过程，确实是双方家庭在主导，而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。只不过，不同地区，父母介入的深度不一样。在一些地区，年轻人的初婚时间比较早，甚至还有早婚现象，年轻人事实上是没有能力组建家庭的。因此，彩礼本质上是男方父母馈赠给女方（父母或子女）的。

　　并且，彩礼的流向也非常不同。有些地方的彩礼主要都流向年轻妻子了，但有些地方的彩礼，主要流向了女方父母。

　　笔者调查过一个案例，一对年轻夫妻闹离婚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，年轻妻子将彩礼视作个人财产，因为是父母以嫁妆形式馈赠过来的。并且，这部分存款是自己生活的保障，也是退路。但年轻丈夫却认为，在家庭比较困难的情况下，把彩礼拿出来补贴家用，是合情合理的。

　　从实际生活来看，夫妻各自都有道理。女方结婚后，因为要生育和照看小孩，在几年之内都难有收入，彩礼的确是个人安全感的重要基础。男方的理由当然也非常正当，即家庭有困难，妻子得共同承担。

　　这背后，其实还涉及对当前家庭性质的定位问题。家庭到底是个人之间缔结的合作社，还是双方共同塑造的共同体？就法律实践而言，离婚纠纷中把彩礼当做夫妻共同财产，是比较符合实际的，但确实也在简化问题。

　　第五条  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，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，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。但是，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，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，综合考虑彩礼数额、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、双方过错等事实，乐鱼app结合当地习俗，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。

　　人民法院认定彩礼数额是否过高，应当综合考虑彩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、给付方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习俗等因素。

　　解读：这一条可以参考第三条解读。还是强调一点，由于彩礼是一种习俗，在各地有极大差异，地方法院需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。

　　第六条 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，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，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，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、双方过错等事实，结合当地习俗，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。

　　解读：这一部分按照事实婚姻来处理即可。我们的调查发现，在一些地区，早婚现象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存在。当地父母为了尽快让子女结婚，减少光棍风险，也习惯于“包办”。双方家庭履行了仪式，但当事人的婚姻关系没有法律认证。客观上，这种事实婚姻在地方情景下，是有明确规范的。

　　比如，生育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标志，只要生育了小孩，双方哪怕分开了，也没有理由索取彩礼。还有，共同生活的时间，以及双方社会关系介入的程度，在地方情境中其实也是可以“计算”和“折价”的。

　　就彩礼纠纷而言，双方一旦到了法庭上，其实都很难避免“毁三观”现象的出现。法院的判决，可以充分参考地方社会的主流舆论。一般而言，这些舆论，综合了法律、习俗以及其他经济社会情况，对事件的是非曲直有公道的评价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民事纠纷的解决还是要走群众路线。

　　本规定施行后，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、二审案件适用本规定。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、施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，不适用本规定。

　　解读：这条规定说明，高价彩礼问题主要是解决现实问题。但高价彩礼问题由来已久，甚为复杂，有些还涉及历史遗留问题。这些历史遗留的问题，哪怕是有遗憾，法律在当时没有及时有效回应，但最好的办法还是让其过去，不予回应。否则，还可能制造更多的纠纷。